腾讯为何能成为世界领先企业？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作用是关键

第十二章 复杂系统视角下的治理智慧

最后一章，让我们回到前言中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换成比较学术性的用语就是，理性系统视角在探讨了人如何做出选择后，也在问，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是如何限制我们的选择的？自然系统视角则在讨论人在环境的制约下无法做出选择后，还有多少能动性？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人是能动的？

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乌托邦和中国的桃花源各代表了什么？

换成比较学术性的用语就是，中国本土的社会治理与组织管理的理想和西方的有何不同？

一 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管理

各组织理论学派对复杂系统视角的贡献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理论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组织理论中演化而来的。第一章中的图可以用来简单地总结诸多要素是如何缘起的。

回顾第一章图1.3所示的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演化过程可知，现代组织管理理论滥觞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与韦伯的层级制研究。在斯科特的划分中，正是理性系统视角开启了现代组织研究的大门。泰勒把组织视为工作流程系统，韦伯把组织视为层级命令系统，于是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制度规章、设计规划、考核奖惩成了“组织管理知识ABC”。这个传统在管理学的历史长河中不绝如缕，而且每一次都引发了重大的效率革命。荦荦大端者首推兴起于“二战”前后的数量化管理运动，它引入了作业研究、统计分析，产生了线性规划、模拟模型、网络规划等数量分析技术，使得美国工厂在“二战”时期的生产效率大为精进，这对于战争胜利功不可没。另外一次在40年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数字化管理运动，以GE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及管理理论大师彼得·德鲁克为首的“企业再造工程”，将电脑融入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细节，在各行各业引爆了一波效率上的“大跃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进步”或“守旧”来看本书中所谈的组织理论的演化，更不要以“好”或“坏”来论断各组织理论。封闭系统的理性视角一直是组织理论中的关键一脚，它每隔三四十年就会为人类带来工作效率上的精进，支撑着组织管理研究不断前行。又隔了约40年，现在我们正面对着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这将再次改造所有的工作流程与工作内容，理性系统视角也将再次掀起一场效率革命。

在对韦伯理论的批判中产生了自然系统视角，本书选择了巴纳德与梅奥的理论。前者把组织视为一个协作系统，引入了组织文化、工作伦理、愿景、非经济性激励、沟通与领导等概念；后者把组织视为一个人际关系系统，看到了关系、非正式团体与群体激励的重要性。对组织理论而言，他们看到了人的自主性，以及组织权力由下而上的特性。人不再只是理性系统中的“螺丝钉”，被制度、规章、流程、命令、奖惩压得喘不过气。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开始受到重视，社会网的引入正好标志着复杂系统视角的开端。人不是也不可能只是“螺丝钉”。出于自愿与志愿性的活动是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它不是层级制度所能控制的，所以用文化、愿景、沟通、领导来“导引”员工的价值、态度与动机变得很重要。

西蒙为这些理论做了一次“阴阳相融”，他把组织视为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信息与决策进入组织研究的中心议题，他及其合作者如马奇等人提出的概念如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等成为信息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决策理论的提出更让我们看到组织不是封闭的，而是会在因应外在环境变化时不断做决策，自此开启了开放系统的研究视角。信息就是沟通，我们需要在组织中看到沟通系统，由此更需要把网络重新带回组织研究。信息时代来了，这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发生了变化，信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其他要素的总和。环境的变化、组织的演化、信息的处理正是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理论的关键要素。

面对环境变化，组织如何被设计？这开启了开放系统理性视角，并创造了大多数组织战略学派，开发出诸如五力分析[1]、SWOT分析[2]之类的战略分析工具。本书选择了在治理理论上卓有贡献的科斯与威廉姆森为代表，他们视组织为一个交易治理的系统，因交易本身的性质及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一笔交易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组织内的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太高，就把这笔交易“兼并”进组织内进行。所以组织演化是一个精心算计各类交易的交易成本后设计出来的结果。

相反，开放系统自然视角则在探讨面对环境变化，组织如何不能被设计。塞尔兹尼克视组织为环境的一个刺激反应系统，外在环境的压力，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强制性，使得组织必须依照外在的要求行事。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则看到了组织或出于“被迫”追求外界的“合法性”；或出于“自愿”而主动在专业规范上进行模仿；在“流行”的压力下，大家相互学习，共举标杆；组织结构因此不免相似。他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组织在演化中的不可被设计、不可被控制的一面。

而复杂系统视角则再次看到了这两个视角的“阴阳相融”。面对环境的变化，组织是可以被设计的，但又不能完全被设计，所以它不能做精细规划，却可以做顶层设计。组织确实是自然演化的，但演化又是可能被导引的，所以顶层设计是设定愿景、立下行为规范的底线，它提供自组织的空间、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让适应外在变化的创新在愿景的方向和规范的底线上不断涌现，使组织有边缘创新，有创新传播，有系统转型，有复杂演化带来的生生不息。格兰诺维特正是把组织视为一个复杂网络系统，避免了“低度社会化”的纯理性思维，也避免了“过度社会化”的纯自然视角，把制度创新与系统转型放到开放系统的动态过程中考察，因此看到了在多元力量动态平衡中前行的一个系统。

上述的这些理论大家的观点在本书介绍的思想主线之外其实都有更丰富的内涵，我们不免有所偏重，有所遗落。比如泰勒式管理的重视工作流程与科学管理常常被认为是“不人道”的代表，甚至成为卓别林喜剧嘲讽工业时代人性异化的对象。但实际上，泰勒相当重视工人的工作动机与激励问题，他主张把新工作流程中得到的效率成果分享给工人，让工人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韦伯对层级制的探讨成了现代组织的典范，却留给人收权、非人格化、制度规章主导一切的印象，但是他的一系列对宗教的研究，尤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却指出了伦理、愿景、文化等“软”因素对经济行动的重要性。其他理论大师大抵都是如此，本书无法一一全面地推介其思想，只能摘其要者来说明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管理如何在他们的养分下茁壮成长。

制度创新与系统演化的新视角

一百年来，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为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贡献了特定的要素。从泰勒开始，组织理论强调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把组织内的人看成“螺丝钉”。韦伯则用“理想类型”的框架建构了层级组织。泰勒与韦伯都看到了组织的形式化与结构化。他们开启了复杂系统视角中组织可以被规划、工作可以被设计的一面。

巴纳德开始带入信息，把组织看作一个协作系统，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组织由下而上自然生长的一面因此被觉知。

梅奥看到了组织不是纯粹的由上而下的命令系统，还看到了由下而上的人际关系与小团体行为，关系网络的引入是反化约主义的开端，由此一路走向了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复杂系统强调的是个体行为加上网络结构，需要看到组织现象中的行为与结构的共同演化。

西蒙和斯科特带入了什么？斯科特带入了一个视组织为系统的观点，分出理性的、自然的与开放的系统，复杂系统正是这些系统的融合。

而西蒙看到了组织中的有限理性、环境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理性与自然系统的相融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下启开放系统视角。有限理性和复杂理论的关系在于：复杂系统一定是一个复杂适应的过程，不存在某一时间点上个体对全局的把握。对边缘创新的分析一定是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下才能开展的，我们只能是“盲人摸象”，在局部中逐步见到全貌。

威廉姆森又发现了什么？他发现了组织所面对的内外互动，也就是治理理论。威廉姆森看到了外部环境是如何影响组织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变化的，从而分析了面对外在环境因素时如何做出治理机制的选择。

塞尔兹尼克、迪马吉奥、鲍威尔等人的新制度主义则分析了面对外在环境因素时在什么机制下如何不可选择，让我们看到了“天下大势浩浩荡荡”的道理。

历代组织理论大师将复杂系统视角的诸多元素呈现在我们眼前，终于，格兰诺维特将这些阴阳两立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建构了一个看待复杂组织与复杂社会的理论框架。

至此，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分析思维下的产物，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看待历史的进程。在复杂系统视角下，两者都对，两者也都不全对，甚至两者相伴而生。前者是伟人论，认为一个伟人的努力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后者则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即使历史随便选了一个人，也能完成自己的进程。

但在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架构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原来的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带给个人的限制性及机会；另一方面看到了个人如何在社会网中推进了创新与改变。所以在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的例子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工商阶层的崛起，老贵族权力的式微，新兴自由城市的市政权力正在兴起，以及宗教改革后世俗文化的觉醒；另一方面，美第奇家族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充当“桥”以取得权力，发展了自己的关系网，组建了自己的圈子作为“枢纽”，并以支持新的文艺活动来争取“话语权”，最后在复杂网的结构特质中找到传播的机制。历史的进程到此时确实是大势所趋，“浩浩荡荡”，大多数老贵族都如堂吉诃德般被时代抛弃了，但在关键的路口，美第奇家族的选择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再举一个类型的争议。回到第十一章中提到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强调的美式民主与资本主义体制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答案。福山的问题和大多数制度决定论一样，犯了化约思维过度简化的毛病。他把一个主义、一种制度当成了一个静态的、整套的、嵌合良好的机制，以为有“三板斧”的功能就能修理好所有的机器。不论是格兰诺维特还是鲍威尔都对此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这是演化与适应的问题，而不会有终极答案。没有制度是静态的，外在环境也不是静态的，它们都在演化，所以要看一个系统内部是否能保持弹性，能否不断选择和外在环境相适应的制度创新。苏联解体的问题不能只看作制度与主义的竞争问题，这太简化了，一定要研究它的治理机制失衡又丧失了演化能力的原因。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到了《组织与市场的涌现》一书，就正好探讨了为什么苏联失去演化能力，而我国却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过来。

本书更想探讨一件事情。不管是我们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而不断绝，基业长青，生生不息，还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几年的不断转型，更有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中，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公司不断转型，不断成长，发展出平台型组织，最后变成世界的领袖企业，我们不禁要思考，是否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这里包含了中国人对组织系统、社会系统，当然也包括家国系统的一个理想。什么是中国人认为的“美好社会”？作为制度比较的另外一端，西方制度文化中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

这就回到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前言中引了《乌托邦》与《桃花源记》做延伸阅读，因为两者代表了不同文化的社会理想，值得我们比较与反思。

[1] 五力分析模型是迈克尔·波特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它对企业战略制定产生了全球性的深远影响。用于竞争战略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分析客户的竞争环境。五力分别是：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购买者的议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行业内竞争者现在的竞争能力。五种力量的不同组合变化，最终会影响行业利润潜力的变化。——编者注

[2] SWOT分析，即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S（strengths）是优势，W（weaknesses）是劣势，O（opportunities）是机会，T（threats）是威胁。——编者注

二 中国人的复杂系统视角

《乌托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精细设计的在宗教道德导引下“理性组织化”的小共同体共产社会，它还描述了这样的“机器”是如何运转，又如何自我持续的；《桃花源记》则是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它的美好展现在人伦和谐之中，但我们没有深入地说明其社会运作的机制。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社会理想呢？在这样的理想之下，我们的组织管理者要如何作为呢？下面我们以中国政治组织为例，来分析这个传统形成的文化渊源。

其实，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是一个世袭制的威权系统，它与本书中所谈的理性系统有一些差别，但其强调权力的由上而下，依靠命令与流程的沟通方式，层级式的组织结构，以及考评与奖惩的激励方式，有理性系统的特质。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威权系统是无所不在又无远弗届的。但在现实的执行上，却远非如此，因为儒家学者对世袭制威权系统的修正，在其学说取得了中国思想的正统地位后，却形成了中国的组织管理崇尚复杂系统的特质。

关系和谐：儒家人伦思想的兴起

自然系统的政治组织最原始的形式就是以家族或氏族为核心而形成的自组织。但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的开放与城市化开始颠覆这样的组织模式，中央集权越来越明显，权力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也开始越来越重要，此时法家的出现正好代表了这股力量的崛起。商鞅的变法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它代表中国的诸侯政权进行了一系列以法规制度与命令系统进行层级治理的实验。秦以法家为治国思想，结果十分短命；汉以后一度又回到封建郡国并行制度，七国之乱后，汉朝又逐渐废除封建，仍然以从上到下的层级管理系统为主。只是鉴于秦朝的教训，汉朝统治者在威权系统之外饰以儒术，自此儒家取得了中国思想的正统地位。

儒家以复古为尚，时时以提倡三代的封建体系为己任。当然，在政治组织上这种思想已无能为力，但它却建立了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组织形式，“家国”“家天下”都说明了在中国的更大的组织只是家的推广，这正是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强调的中国社会是家伦理本位制度。而在“拟似家”的组织中，人伦则是组织法则。汉儒建立了中国三纲五常的观念，将中国人的道德观建基在人际关系之上。先秦儒家的“亲亲”与“尊贤”的主张，被推而广之及于上下权力关系及平辈朋友关系，确立了以后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的道德观。

这种以家为核心再推广于上下权力与平辈朋友关系的道德观，主要规范着人与人的互动，而不是人与大集体的互动，它带来了中国人以人际关系的互动法则结成组织的组织法则。于是在经济组织上，中国人会以“拟似家族”为核心，借以组织企业，更会以人脉为核心，结成企业网络。至今，我们的经济行为中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家族企业与商业网络在中国民营经济中的发达，可为证明。

复杂系统的一大要素就是关系、小团体、网络及分形，中国人以“拟似的家”为核心的组织方式，以及将家伦理扩大到社会结群中的思维，使我们看到了复杂网络的重要性。

道统与政统的制衡：以礼治秩序修正理性系统

在天下大一统且皇权逐渐集中的大环境中，汉儒想要修正世袭制威权系统的过度扩张并不容易，其中一个发展就是儒家将孔子塑造成“素王”，那是一个承接中国道统的人。自此，道统与政统可以分离，君王可以有王霸之分，懂得重用儒家学者行仁政的就是王道，不懂的就是霸道。至此，统治的“理”可以和统治的“权”分离。前者是道统，握在儒家知识分子手上；后者是政统，握在君王手上。

费孝通等人就指出，这使得读书识字及教育系统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维持道统的重要手段。汉朝的大多数老百姓是文盲，所以能掌握儒家知识的人十分有限，他们自成一个群体。而汉独尊儒术，开五经博士，又开太学，是政府培养官僚的人才库。儒家知识分子遂垄断了官方教育，并取得了民间重大的声望。当然，在皇权之下，固然有公孙弘等人的“屈学以阿世”（辕固生骂公孙弘之言），所以把儒家学说修改了，更好地为君王所用，产生后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俗儒之见。然而，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靠拢也创造了人类所有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皇权长期与知识分子共同执政的传统。

但道统又会对政统进行无情的批判。东汉末年，太学生对政治腐败表示抗议，曾使当朝三公下台，这留下了以后中国“庶人议政”的传统。但知识分子没有军队作为后盾，当宦官集团反扑时，党锢之祸爆发，李膺、杜密这些儒家知识分子领袖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其中张检逃亡，民间交相掩护，被杀数十家，牵连之众竟使郡县残破。之后，汉朝失其道统，民变四起。黄金之乱时，乱民抢到大儒郑玄家乡，竟相约不得入内扰民，又可以看到道统已深入人心，使民间舆论成为道统的支持力量。

儒家知识分子逐渐将这套人伦道德观化为礼治，形成中国的礼治秩序。礼是不成文的规范，在人伦要求下，皇帝也必须孝亲，所以要谨守祖宗家法，形成敬宗法祖的传统；要亲亲，所以要友爱宗室；必须尊师，东汉明帝见老师，先行师生礼，再行君臣礼，传为千古佳话。不守礼的君王可能会受到群臣抗议，比如明嘉靖帝以外藩入继大统，竟想将其生父与先帝（嘉靖的伯父）并祀，结果和大臣争执不休，因而怠政。又比如，明万历帝立太子想立幼不立长，最后在群臣抗议下不能如愿，因而不临朝不派官。可见中国政治组织中的礼治传统是，不守礼，则上下打结，政务停摆。

礼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中成为一种组织文化，是自然管理系统中的非正式控制。道统不断地以礼治修正世袭制威权系统的层级、命令、规章、法律，借着文化、思想的控制指导政统行王道而不行霸道，因此，中国的政治组织中保持着强大的自然系统的特性。而儒家学说所形成的礼更强调人伦的制约，孝亲、亲亲、尊师、招贤、纳谏等，使得自然系统的组织法则在中国组织中保持着重要性，不纯然以命令、流程、规章为组织沟通的方式。只是在“君尊臣卑”的格局下，道统的抗议能力会逐渐丧失。到清雍正帝时，不但不再承认孔子“素王”的地位，还要孔、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道统渐渐为政统所威慑，发挥不出影响力。

无为而治：分权带来自组织

我一直认为，2600年前相传孔子之孙孔伋所写的《中庸》一书是中国人治理智慧的宝典。它指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管理思想，着重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自成长及自动相互协调的过程。这样的管理理想正是复杂系统视角下组织管理追求的基业长青，生生不息，而不是做大做强，一味强调效率效能。

其实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文、景二帝就崇尚黄老之术，强调的就是“我无为而天下治”的思想。予民自由，予民自治，则天下会自组织出社会秩序来，无须由上而下行使权力以维持秩序。《中庸》开宗明义就说，治理天下要做的是“九经”：“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1]所以治理之本在于修身，然后对宗室要亲，对贤达要尊，对臣子要礼敬、体恤，这几项都是针对政府组织的治理，讲的却是一套对不同人的关系处理之道，而不谈组织层级、命令、规章、工作流程的设计等。后几项则不是治理组织之道，而是治理社会之道，讲究的是要仁爱、怀柔，使百工安居乐业。

而修身之本在于诚，所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换言之，领导人以至诚之心开始修身，最后可以让天地万物各安其分，生生不息。彼得·德鲁克说所有的管理始于自我管理，不正是中国人最传统的智慧吗？

这样一套思维形成了费孝通所言的“无为主义”，也就是小政府或不干涉人民生活的一套思想，诚如《中庸》的结尾语：“《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2]所以中庸之道主张，上善的领导是“不显”“不大声以色”的，甚至是“无声无臭”的。这样的思想主张限制着世袭制威权系统的过度扩张，让人民自我组织，自我成长，自我协调，各安其位，生生不息，并相信这些自我组织会协调出社会秩序。领导要做的只是“笃恭”，而后可以“化民”，最后自然“天下平”。

综上所述，儒家主张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组织内互动法则，又提出道统与礼治，也就是以组织文化与非正式规范补充于理性组织系统之中，更提出中庸之道与无为政治以强调分权，让自然形成的自组织在世袭制威权系统中有生存空间。对应于治理理论，家伦理的法则在组织沟通上不再只强调命令、流程、规章这样的层级管理原则，而加入了人际协商、团体和谐的要素；在激励措施上，不只强调绩效考评、奖惩制度，还主张如家一般的归属感才最重要，这正是巴纳德主张的非物质性激励。礼治秩序则在管理手段上不再强调制度法律、命令体系，而更主张组织文化、组织规范的作用，所以领导要修身才能“化民”，也就是以组织规范感化人员自愿共同遵守，组织文化与愿景的重要性在此彰显。

中庸之道的无为而治的观念让我们看到自然而然形成的组织结构就是网络式组织，由基层人员自组织成各个团体，再让团体相互连接成为网络。这种以自组织为主的组织中最强大的激励措施不再是加薪、福利及分红，而是自组织的机会：给人一些空间，完全授权，任其发挥，自组织，自发展，自成长，自我形成秩序。这就是我国“跑马圈地”“诸侯经济”现象特别多的原因。

自组织正是复杂系统之所以不会僵化而能够演化的要素，是组织活力、创新能力的来源，是组织能适应外在变化、系统自我转变的关键。

皇权与绅权：一次社会治理的实验

一方面，大一统帝国和理论上无远弗届的皇权使得中国传统上的政治组织倾向于层级管理；另一方面，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道统的制约及文官系统的自组织力量又使得自然系统视角下的组织治理成为“理想典范”。这样的阴阳并存、双轨运行的组织实践成就了中国人的治理智慧。中国人将之应用在社会治理之上，也就是基层的政治组织也成了层级制与自组织两类治理并存共融、既相生也相克的实践之地。吴晗与费孝通所写的《皇权与绅权》一书就是对宋代开始的宗族制度成型后与皇权如何互动的一次考察。

在中国，自然系统与由上而下的威权系统总是并存于一个基层组织之中，所以自组织现象总也存在于层级体系之内，成为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魏晋南北朝时，代表地方经济、政治势力的自组织与代表道统的儒家知识阶层相结合，形成士族。士族在中央有人做官，起到道统对政统约制的作用；在地方则有自己的经济来源，甚至军队，对地方自组织起到实质保护的作用，因为皇权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不太能贯彻到地方。

隋文帝、唐太宗推行科举，提拔了大量的平民知识分子，一方面更稳固地保障了儒家学说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打破了士族对道统与地方经济的垄断，扩大了皇权向地方伸展的范围。在皇权扩张的过程中，绅权兴起成为另一股保护地方自组织的力量。士绅是当过官、退休在家的人，在政治上，他们对皇权毫无窥伺之心，对皇权扩张下的社会制度也无能为力，但是士绅的地位却能保护他的宗族免于过多的征粮、征兵的困扰。所以，各地宗族无不希望有子弟读书，赶考，中举，中进士，做官，这样可以形成宗族的保护伞。

中国自宋朝范仲淹建立义田制度以来，渐渐形成以宗族为中心的地方自组织形式，尤其在南方，此一形式成为地方自治的基础。一个姓氏的人聚居在一起，把家族的概念扩大了，将没有明显血缘关系（共同祖先可能上推十几代，所以同村同姓之人已没有明显的几等亲的关系）的同姓之人也纳入家族这样的社会功能单位中，共立祠堂，共同解决社会、经济事务。甚至不同姓的人也可以找到共同的祖先，自认是一个宗族的，比如赖、罗、博三姓就自认是周公的后代而共组宗族。这超越了家族或扩大家族的血缘关系，而是自组织出来的同宗和地缘团体。为了很好地实现对宗族的管理并促进宗族发展壮大，各宗族往往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家法族规。这些家法族规一方面要反应中国人的儒法礼教，另一方面也是当地风俗规范的集合。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礼治的基础。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与礼治秩序之下，宗族自己就具备了教、养、卫、调解纠纷等社会、经济功能，将皇权挡在县城之内，不下乡，不入家门。所以，地方自组织可以认为“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

管理双轨制：阴阳力量并存

士绅又是如何保护地方自组织的呢？费孝通指出是靠政治双轨制度。一方面，皇权由上而下到县城，县官由中央派任，属政府组织层级制度的一员；另一方面，宗族权力由下而上，士绅是自治团体的领袖，但士绅却不是层级管理系统中的一员。

所以中国的政治组织并不是从上到下贯彻到基层的一个层级机构，而是一个上下两层的组织：县以上是由上而下的层级；基层是地方上由下而上自组织出来的地方治理机构，由不属于层级体系中的乡绅掌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论是政治组织的管理，还是社会治理中的基层组织，在中国都有着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并存的实验，也印证着中国人“阴阳相融”“时而相生，时而相克”的观念的实践。多元并存，动态演化，正是复杂理论的观点。在中国的组织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

1.以家族为核心，组织被视为家的扩大，组织内的人际关系被视为拟似人伦关系，人伦法则成为自组织行为最重要的法则。

2.道法自然之下，重视无为而治，让人自然发展，自组织出各种基层团体，自我成长，然后权力由下而上，大家协商，像县官与士绅的互动一般，最好取得共识。这成了中国人的治理理想。

3.但是这种模式没有效率，也难以集中力量，更容易协商不成，产生纷争。所以渐渐地，儒家发展出礼治的治理模式，强调教化，有一套共同的人伦观念作为行为规范，以一套非正式规范及思想控制组织成员，并发展出很多礼仪来展现天道常存、人心不坏的道理。

当然，一如纯粹的层级体制在中国无法执行，这样的理想也欠缺可行性。在实践中，法家思想才是中国由上而下权力的主宰，法律规章起到了最真实的作用。自秦朝大一统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皇权压制相权，而且中央扩权更使得中央不断压制地方。儒家对政治组织的设计逐渐落空，自然系统的管理只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仍然逐步让位给了自上而下的威权系统。只是在儒家学说崇尚自然系统管理的思想下，理性系统的主张归于隐性。中国人总是赞扬“有情有义”“知书达礼”“德化百姓”等符合人伦规范的管理行为，对只知法令、流程的人，往往贬之以“俗吏”“刀笔之吏”“不谙人情”，甚至骂之以“暴君”“酷吏”。所以，自然系统的理想在中国才是受赞赏的，理性系统则会受到压抑，形成中国政治组织管理以崇尚自然系统为主，使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官员有“明儒暗法”的特色，儒法并存，培育出针对复杂系统的治理思维。

在实践中，中国人的阴阳并存、相生相克的思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两极对立，不偏于一方，让多元力量并存共荣，“百道并行而不悖”，也正是复杂系统视角中的要素。如何让多元力量动态平衡，共促演化，更是复杂系统能够具有强韧性的关键。

中庸：动态平衡之道

中庸正是讲动态平衡的思维。我们常常讲“中庸”，外国人翻译中庸叫“doctrine of the mean”，意为中间的，平均的，不上不下，不白不黑，不左不右。但那叫平庸，不是中庸。《中庸》中有云：“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3]中庸的真实意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平常天天听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总有最左及最右，最上与最下，好的系统领导者永远会包容左右，取其中道而行，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观点。

所以，中国的制度文化就讲究动态和演化思维。阴阳是一体两面，有阴就有阳，因此，好的组织一定要做到收放自如。而这个是动态平衡，是中庸。既多元包容又动态平衡，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就是“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多元并存，相生相克，却又相融。中庸的概念根植于中国的组织活动，更强调生生不息，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表达，就叫作“可持续性发展”，“包容性增长”，或者“基业长青”。

中国人管理的理想是要系统能够生生不息。按照复杂系统理论的语言，就叫作“强韧”。需要牢记的是，复杂系统视角总是告诉我们制度是内生的。既然是内生因素，我们就必须理解组织活动所处的场域，以及场域中的制度要素，让制度创新在系统的演化中自然涌现。否则，全然挪用别处的组织设计，结果可能是水土不服。

以理性-自然-开放的组织系统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管理，可以得到十分有启发性的观点。虽然就思想渊源而言，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似乎不可调和，但在现实中，由于所有组织都存在冲突倾向，理性和自然系统总是同时存在且互为补充的。如前所述，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是从韦伯的层级制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是一个以理性管理系统为主轴，但不断以自然管理系统加以修正的思维。而中国的组织管理思想刚好相反，我们总以“道法自然”的思想来看待管理法则，所以自然系统一直被视为主轴。但现实却是，我们在历史中不断地加强层级制度，补充以理性系统的管理。中国在2300年前就开始了大一统的层级组织的管理，却在儒家文化理想的制约下，加上中国人的阴阳并存、相生相克、中庸之道、动态平衡的思维，在现实与文化理想不断冲突的实践里，淬炼出中国人的治理思想，其中总能看到符合复杂系统视角所闪耀的智慧之光。

换言之，中国人看事物总是自带三分复杂系统视角，无须任何学术理论的训练，普通中国人的基因之中似乎就带着关系、圈子、人脉网、关系网结构、阴阳并存、动态平衡的思维。

[1] 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2：327.

[2] 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2：358.

[3] 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2：296.

三 复杂科学的应用

本书的第三章介绍了复杂系统视角是什么，又在第四章举了实例去考察复杂组织系统中的管理者如何看待自组织、边缘创新、创新传播与制度选择，最后让系统可以演化，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从组织理论发展的角度可以简单地总结：复杂超越了两极对立的思维，超越了简单的因果推论，比如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而把系统的、网络的、整体的、多元并存的及动态演化的观点融入组织管理。

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们梳理了复杂系统视角的发展脉络，介绍了各相关组织理论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及其理论。一方面看到理性系统的重要性，讲效率效能，完成短期组织目标，有效掌控核心功能，可以迅速集中力量应对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自然系统强调人际和谐，增加系统稳定，提供边缘创新，创造系统的适应转型，而追求基业长青。最后在复杂系统的观点架构中，试图看到两者在开放系统中的阴阳相融，一方面有自组织、自适应，另一方面有稳定的秩序和明确的方向，探讨了制度创新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如何成为可能。

我们因此回过头来看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观点是如何犯了化约主义错误的。先是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出批判。本书在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中最直接探讨的就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并提出一套架构去说明，两者都对也都不全对，它们都在一个动态网络演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它们的作用。非常类似的争议还有人治vs法治、保守vs进步、市场vs政府等，不一而足，可以列出一长串，这些都是在化约主义之下二元对立思维的相互指摘，所以人们总是争论不休。

复杂系统视角的另外一个批判针对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等思维。我们在本书中谈到格兰诺维特直接讨论的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的制度决定论，以及在《信任》一书中的文化决定论。但非常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比如认为儒家文化阻碍了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生的观点，与之相反，又有儒家文化创造了东亚经济振兴的观点。又比如，东亚儒家文化能有效处理汽车生产模组化的问题，也是族繁不及备载。其实，这类解释不一定是错的，但都犯了化约主义的过度简化的错误，好像这些“制度”“主义”“文化”都是一台静止且嵌合良好的机器，忽略了任何一个“制度”“文化”“主义”本身都是在不断演化的问题，它们往往能为人们带来新问题的新答案。更值得探讨的是，它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能力是如何而来，如何而灭的，而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的一些机制。

我们固然在本书中介绍了复杂系统组织理论的学理发展的渊源，但复杂系统视角绝不止于一个组织管理理论的视角，它同时是我们看待万事万物，理解其背后运作机制的一套思维工具。如同第三章第二节中所述，复杂系统视角除了思考行动者本身，兼顾行动者之间的网络结构，圈子、圈子中的“枢纽”、圈子间的关系、更大型网络的结构、结构演化的力量，势之所在，如何布局？边缘创新的力量在哪里？哪些力量可以进入“拐点”？这些力量是否平衡？如何平衡？如果不能平衡，系统将向何方转型？常存这些问题在心中，可以用来分析很多事物演化的道理。

复杂系统视角进入学术界，促进了很多学科中复杂科学的发展，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在慢慢地改变大家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中国人原本就具有复杂思维，但被西方近现代个人主义思维之下的化约思维影响太多，而西方现在又回过头开始探索复杂系统了。我们应该好好发挥自己复杂思维的优势，比如合作才是成功之本。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人总是在教你自私、竞争、效率，这些当然也重要，但人还有另外一面——利他、合作与永续发展。中国一直以来有一种思维就是成就别人，才能成就自己，利他主义的结果反而是利己。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更重视人际关系、合作网络，原因也就在这里。

值得强调的是，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复杂社会系统中提供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复杂科学进入社会科学形成的一套理论，不管是社会网、复杂网，还是系统动态研究，等等，都正在给我们提供治理新世界的答案。如何理解被互联网连接的新世界？我们要重新去思考，未来世界的合作网络是什么样的，信息时代的复杂网和复杂网结构有何动力，如何追求我们人类的永续发展。最后，本书想表达一个观点：中国文化中孕育着复杂系统的治理智慧，它一定能为未来社会的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家文化使得中国的组织一直保持自然系统的特质，但有阴就有阳，阴阳经常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它给我们带来治理智慧的同时，生发的问题也很多。“中庸之道”让自组织得到尊重，所以我们的组织结构总是网络式的，不但组织间会形成层层外包的网络，即使在一个组织之内都可能采用层层外包的方式来组织工作。但自组织也使得中国的组织内小圈子现象较普遍，经理人要有自己的工作班底；领导会有自己的亲信；组织管理不善时，组织总是出现派系斗争。“人伦法则”则使得组织内“公事公办”不受欢迎，领导管理员工时要懂得恩慈领导，要施恩；交易伙伴要讲兄弟义气；对自己的亲信、班底则要视之为“拟似家人”。这些都是把组织视为家的扩大的结果，所以组织行为常常不是“公”事，而变成熟人关系间的人情交换。少了良好的自我规范，这样的公私不分会带来组织的混乱，所以“礼治秩序”凸显了中国组织内非正式规范的重要性；德行领导的研究指出，以身作则是取得教化权的条件，有了诚意与修身，才可以塑造出良好的企业文化，否则徒法不足以自行，潜规则的盛行反而扭曲了制度规章的本意。

谈到中国人的复杂思维与治理智慧，我们也要有一些警醒。第一，不要做化约主义式的价值判断，落入不是歌颂中华民族伟大传统，就是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窠臼。中国人与中国组织的这些特质在不同技术与不同制度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优势与劣势。一方面，自组织可以提供强大的激励机制使人努力工作，自组织出来的网络也很有弹性，可以快速做出改变与反应；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中国组织公私难分，派系盛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存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做好管理。过犹不及，如何使自然与理性法则达到动态平衡，也正是中国人在管理上要不断发展的智慧。

第二，我们要警惕地看到，中国人自有看待事物的复杂系统视角，而复杂社会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又居于关键地位，说中国讲“关系主义”，是人情社会，都没错，但这不免太简化。在简化之后，中国文化可能会被贴上一些负面标签，其实这些都是与理性系统相克之处。复杂系统视角告诉我们，好的系统治理总要求其相生，而避其相克，使之在相生时，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能并进共荣。只可惜我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看事情，也在急功近利之中，总喜欢一方求其速成却以另一方为牺牲，使复杂系统视角的智慧无法体现。于是，不是落到一个极端——形式主义下法制的僵化，就是落到另一个极端——关系主义下人情的滥用。

第三，当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复杂系统视角能散发的管理智慧时，又简单地将其归结于关系、人情、自组织所带来的弹性与创新，再次以“关系主义”、人情社会简单化了这些现象，而忽略了复杂系统领导者所需做的法治建设、动态平衡及取势布局。其实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固然要警惕形式主义下的法制僵化，但中国人天生的关系倾向，使我们更需要警惕关系主义下的违法滥权、特权交换、“抱团窝案”，所以大多数时候，在中国强调依法治理总没错。

长期以来，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者指出了中国组织中的差序格局现象、以教化为主的权力、家伦理的组织法则、礼治秩序等特质；以杨国枢为代表的本土心理学者则提出中国人的关系、面子、人情交换等关系分析。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组织在复杂系统视角下如何运作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中国的组织中充满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复杂系统产生的现象，如组织网络、班底亲信、派系问题、人情交换、教化权、礼治秩序、双轨管理等，这些提供了一大片本土组织理论及管理、治理研究与实务的开阔空间，正待更多的管理实践者与学者去思考，去开发。

从BAT到TPA，腾讯为什么是最值得长持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之一

当腾讯能稳定住自身的基本面，又能打开投资互联网产业的窗户时，我们不妨对意外淡然处之，并长远地谋划下一个中国互联网的时代。

对腾讯（0700.HK）而言，2023年的尾声颇具戏剧性——12月22日，一份《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撼动了游戏产业，当天腾讯股价下挫12%，市值蒸发超3600亿港元。

回顾腾讯乃至大型互联网公司的2023年，不难发现腾讯并非是AI浪潮里最冒进的公司，也不是在行业下沉缠斗中涉局最深的公司；这意味着它似乎没有掌握在2023年股市里叙事所需的流量密码，同时也没有刻意迎合投资者所期盼的爆发式增长。但对比港股2023年的表现，同样能看到，腾讯实则是2023年相对扛跌的互联网股之一。

数据来源：Wind、富途

制表：《巴伦周刊》中文版

其实，越是平淡，才越显得腾讯不平淡。

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腾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其主营业务结构相较于上述大部分互联网巨头而言更为分散，不太倚仗单一产品或服务；反之，它亦有充分的能力涉猎B端和C端的多种题材，不至于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行业里落了下风。

所以，即使2023年结束得稍显颠簸，腾讯依然是最值得长期持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之一。投资者可能也在惊魂落定后意识到了这一点，12月27日港股在度过圣诞假期开盘后，腾讯股价累计两个交易日反弹幅度近7%，2024年初已经重新回到300港元左右。

图片来源于网络

BAT时代

在2000年启幕后，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十余年的风云变幻中逐渐形成了为世人所熟知的“BAT”格局。不过，在2014年阿里巴巴重回二级市场后，这一格局看起来更像是阿里巴巴与腾讯的两相争霸：

截至2014年年底，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彼此之间的市值差距都在一倍左右，净利润方面，腾讯和阿里巴巴均比百度高出约100亿元人民币；彼一年后，腾讯缩小了与阿里巴巴之间的市值差距，并且将百度远远甩在了身后；净利润表现上虽然是百度更胜一筹，但三家公司的差距并不显著；进入2016年，腾讯市值超越阿里巴巴并一直维持到2019年，净利润的排位也是由这两家公司相互你追我赶。

截至当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单位：人民币亿元

来源：Wind；制图：《巴伦周刊》中文版

市值的增长，一方面是基于过去表现所传递出的确定性。在这段时间里，腾讯的营收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30%以上，净利润同比增速最高时超过了70%。

单位：人民币亿元；%

来源：Wind；制图：《巴伦周刊》中文版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确定性，从用户到投资者，对于腾讯及中国互联网的未来抱有积极的期待——这远比冰冷的财报结果更加鲜活。

2003年，当你在QQ游戏上打发闲暇时光时，也许没能想到腾讯将在10年后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

2011年，你在早已习惯每日登陆的QQ之外，新注册了微信账号，后者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便突破了1亿用户数。

同样是2011年，你的电脑终于可以兼容QQ与360两个软件，To C战局高调落幕，腾讯开放云却悄然上线，迈出了To B创业的脚步。

到了2014年和2015年，你一边看着春晚，一边发着微信红包，最终令腾讯移动支付月活账户及日均交易笔数在2016年年底均超过6亿。

在BAT时代里，腾讯以一种潜滋暗长的方式，慢慢缔造了自己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基本盘。

后BAT时代

进入2019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混战，堪比春秋战国之势，不同的人对这一阶段有着不同的定义。不过，其中仍能提炼出一些共性以窥探这期间的行业格局：

腾讯与阿里巴巴一如既往地占据了市值和净利润的头两把交椅。且无论是谁来到了第三的位次，其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差距并非轻松可以缩小的；因此，“谁是第三？”，成为了投资者与观察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以营收为参考系，那么京东则从2013年以来一直强势于腾讯、阿里巴巴；如果论净利润，网易和后来居上的拼多多也能与京东争一争第三名；如果看市值，那么从2019年到2022年“ATM”的铁三角则称得上稳固。以及更为重要的是，从下图的纵坐标轴能够看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整体市值规模来到了顶峰后，又萎缩至BAT时代的水平。

截至当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单位：人民币亿元

来源：Wind；制图：《巴伦周刊》中文版

市值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互联网行业的监管趋严、港股市场整体环境低迷、疫情“黑天鹅”带来外部利空等。如若仅探讨业绩表现，则可以看到以腾讯为首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已经走过了高速增长的阶段。

单位：人民币亿元；%

来源：Wind；制图：《巴伦周刊》中文版

在如上所示的增速下，出于战略以及业务需要，腾讯更多地利用了此前积攒的优势资源，以投资的方式为自身“在不同行业的‘连接’策略提供补充”。其结果便是，2021年，腾讯的投资组合来到了8786.53亿元人民币的峰值；据IT桔子统计，当年腾讯对外投资的事件数量高达296件。

来源：公司财报、IT桔子；制图：《巴伦周刊》中文版

此前，腾讯的投资集中在“社交及数字内容、O2O于智慧零售方面”和“出行、金融科技、云及其他行业”。在此基础上，腾讯在2022年年报中将“金融科技”的表述前置，并增加了“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行业的投资。

因此，在后BAT时代，投资腾讯约等于投资中国互联网产业这一整体。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不少已经壮大的细分领域巨头，更潜藏了许多能够锚定中国互联网未来成长的方向与目标。

TAP时代

2023年，时代的齿轮再一次转动。拼多多市值一度超越阿里巴巴；而这两家公司的市值总和基本上与腾讯在同一个量级。

诚然，“TAP时代”是某种代指和阶段性概述，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媒体，都很难仅凭2023年的结果便推测出未来十年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格局。但在拼多多一路向前、将BAT变成了TAP的背后，是否预示着中国互联网公司还能找到新的增长极？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则意味着仍然会有公司可以创造出新的格局。对于这样的公司而言，BAT时代的腾讯算得上一个完美的范本。

如果答案没那么肯定，那么如前所述，基于腾讯在众多赛道的布局，它本身也是不可错过的标的。

而除了在二级市场上看到的显性的挑战者之外，TAP时代还有一个潜在玩家“B”——字节跳动。据媒体报道，字节跳动2022年营收为85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56亿元），营业利润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21亿元）。如果这一数据属实，那么字节跳动2022年年收入将超越腾讯，位列第三；且若不甚严谨地以其经营利润对比一众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字节跳动则位居第二，仅次于腾讯。

*字节跳动以媒体报道的营收利润计算；单位：人民币亿元

来源：Wind、媒体报道；制图：《巴伦周刊》中文版

更进一步的消息指出，字节跳动2023年上半年营收约5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838亿元），全年营收有望达到1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818亿元）。腾讯财报显示，公司2023年上半年和前九个月的营收分别为人民币2991.94亿元和4538.19亿元。由此看来，“TAP时代”或许真的是暂时性的定语。

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没有就上述业绩数据的真实性回复《巴伦周刊》中文版的置评请求。

在度过了一个沮丧的圣诞节假期后，腾讯重拾涨势，逐渐弥合那条跳水大阴线的可怖之态。以及，那一日的小震荡对腾讯自身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因其继2022年后，腾讯同样将回购自家股票的操作贯穿了整个2023年。回想一年前，腾讯高管直言“腾讯的股价是被低估的，同时我们的投资组合也被低估了” ，其实已经描摹出了投资腾讯和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思路。

从2022年开始，腾讯的回购慢慢从可回购期每天的2、3亿，逐渐增加为2023年可回购期每天4亿左右，而在受到《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消息影响暴跌之后，腾讯连续多个交易日每天高达10亿的回购，也在用真金白银显示出腾讯认为自身价值被低估的态度。

因此，当腾讯能稳定住自身的基本面，又能打开投资互联网产业的窗户时，我们不妨对意外淡然处之，并长远地谋划下一个中国互联网的时代。

文 | 《巴伦周刊》中文版撰稿人 林一丹

编辑 | 彭韧

版权声明：

《巴伦周刊》(barronschina)原创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和金融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公司行业

相关问答

腾讯公司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最大市值的科技公司?

不知道为啥邀请我,既然邀请了我就来说说吧。一个公司的市值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公司的运营情况,也就是财报的情况,另一个是这个公司未来的潜力,也就是...

为什么腾讯要以游戏为主要谋生手段呢?

在悟空问答上的234个问题,只写接地气的科技内容,欢迎关注。曾经被无数人唾弃,说抄袭,只懂得收费的腾讯,从2010年以来,股价上涨了63倍,收入增加了28倍,整...我觉...

为什么深圳互联网发达?

深圳的这种制造产业链优势甚至是欧美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软银赛富创始合伙人阎焱对腾讯科技透露,软银赛富在美国投资了家做手机电池公司,但在美国很难找...

为什么说百度是技术公司?

关于中国的互联网三巨头,一直有个说法:百度的技术、腾讯的产品、阿里的运营。当然不是说阿里、腾讯的技术不好,而是说为什么百度技术这么好,今天我们就来先看...

腾讯主营业务是什么，作为中国有名的科技企业，有没有核心技术?

腾讯的主营业务应该是游戏。游戏方面的话其实没有太多,一个核心业务全部都是直接在国外购买版权,自己再稍微做一些加工或者修改。后面的话他也依然要做新闻...

腾讯作为互联网巨头，对科技发展做出过哪些贡献?

这个问题比较不好回答,如果说腾讯没有什么高科技产品,QQ、微信、游戏又有一点软件技术,而这些产品都只是应用软件,对比操作系统与sql等大型数据库,这些就沒...

你们觉得腾讯是怎么样的公司?

腾讯公司是1998年11月成立的,创始人马化腾,腾讯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商之一,也是中国互联网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腾讯的经营理念是秉着“一切...

腾讯公司在深圳的总部为什么选址在深圳大学旁边?有原因的么?

扯淡,深大哪有人才,腾讯里面哪有几个深大的,武大,华科,北大、厦大、西交、天津大学倒是不少仅仅因为那个地方正好是科技园而已,华为、中兴、联想、迈瑞、...

微信和QQ不收费，马化腾身家超2500亿，腾讯靠什么赚钱?

这里的微信收费不是指使用微信需要花钱,因为它是免费提供使用的,收费在于转账部分,微信用户超过11亿了,使用微信来转账收付款也是大有人在。像我这种不是做...其...

网约车公司说自己是科技公司?到底有哪些核心科技，真正的技术?

网约车是科技公司吗?这个需要看你对科技公司是怎么一个定义了,在工商登记系统中,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推广都是科技公司的范畴。网约车...